作者简介：凯茜·朴·洪（CathyParkHong）是韩裔美国人的诗人，作家和教授，出版了三卷诗集。毕业于奥伯林学院，拥有爱荷华州作家创作硕士学位。她获得了2018年温德姆坎贝尔奖、麦克道威尔殖民地奖学金、古根海姆奖学金、富布赖特奖学金、国家艺术基金会奖学金和纽约艺术基金会奖学金。 本文编译自作者发表在NewYorkTimes的原文。作者对当下疫情中的美国社会部分人对亚裔人士的污名及歧视提出了深刻的批评。

2月初，我看到一个无凭无据的猜测，说一种病毒正在肆虐一个叫做武汉的遥远城市，这是由于中国人爱吃一种叫穿山甲的动物，它是一种奇特的长着鳞甲的哺乳动物，样子像食蚁兽，但比起有笨拙的管状鼻子的食蚁兽，它更可爱。大约那个时候，在一次晚宴上，当一个朋友打趣说“穿山甲能怎么吃呢？难道鳞片蘸黄油，像吃洋蓟那样？”我笑了起来。第二天当我把同一个笑话发在Twitter上时，我认识的一位作家回答说：“是医疗用途。”他只是在陈述事实，但我突然意识到，我的行为可能是在传播关于中国人的刻板印象。我删除了那条推，并提醒自己：只有在亚裔人群中间才能开亚裔的玩笑。

当病毒传播到韩国时，我变得担忧起来。我在首尔有家人，其中许多是年长的阿姨和叔叔，他们面临的风险最大。

“他们很好，”我母亲说。“反正他们也从来不出门。”

我责骂她，告诉她不能这么不当回事。但是如果我这么担忧，为什么不打电话问候他们一下呢？我确实在Instagram上关注了一个住在首尔的表亲。每隔几天，她会发布自制插花的照片。从首尔疫情顶峰到最终的下降，她一直顽固地坚持发Instagram，除了精心布置的芬芳白玫瑰、粉红牡丹和穗边郁金香花束外，看不到别的。

当我最终给她打电话时，她告诉我，她是从一家仍然营业的批发商那里买的花。她步行10分钟到这个商店，每一两周买一次花，戴着空气过滤口罩，而后喷洒消毒剂并在阳光下晒干。每天早晨，她收到有关检测阳性人员去过的地点的短信，并避免去那些地方。她说，她担心我。她听说了在欧洲和美国有戴着口罩的亚洲人被骚扰。“在韩国，”她告诉我，“如果你在公共场合不戴口罩，我们会用异样的眼光看你。我们会认为你很自私。”

3月13日，那是一个周五，晚上7点的曼哈顿华埠宰也街异常空旷，弯曲的街道上没有游客，霓虹闪烁的餐厅空空荡荡，里面只有望眼欲穿的服务员的影子。我和我女儿，还有我丈夫和朋友都在这一带，因为我们想帮衬华人的生意。走入茶馆的店面，我看到一个年轻的女服务员反复在每张桌子上喷洒消毒剂。她擦拭着桌子，好像在向路人证明这个店已经消过毒，可以随时接待客人。

那天我过得恍恍惚惚。那周，我的巡回售书和课程都取消了。一下多出这么多时间，我一直泡在网上，吸收着让人恐慌的资讯，周遭变得陌生起来。从我关注的新闻源中，我开始注意到针对亚洲人的事件出现了令人不安的增加，一开始大多发生在国外：在伦敦，一名来自新加坡的年轻人遭到一群青少年的袭击，他们对他拳打脚踢，还大喊着跟新冠病毒有关的话；在意大利，一家银行拒绝向一名中国女子提供服务。然后是在得克萨斯州，一名男子持刀对一家缅甸裔美国人行凶，伤者包括两个年幼的孩子，联邦调查局称这是仇恨犯罪。

3月13日，疾控中心尚未建议民众佩戴口罩。不光是在华埠，整座城市的马路上，戴口罩的基本上都是来自亚洲的移民，他们可能知道戴口罩更安全，因为你可能并没有症状。但从仇外者的角度看，口罩意味着外国人是传播疾病的祸患。口罩让他们的脸失去了个性，加深了亚洲人面貌“模糊”的刻板印象，甚至模糊了他们的年龄和性别，同时也暗示戴口罩的亚洲人不能言语，所以在受到侵犯的时候，就无法反驳。我很替那些马路上遇到的华人移民担心。我很想把他们拉到一边，告诉他们不戴口罩更安全，因为这个保护他们——以及他人——的护具，只会让他们变得更容易受到攻击。

美国亚裔社区一直在为歧视与不公而抗争

我开始为有关种族主义事件的推文和新闻报道添加书签。比如：

一名亚裔女子用胳膊肘按电梯按钮。电梯里的一名男子问：“呃，冠状病毒？”她说，“没有，但要做好准备。”在他下电梯时，他说，“不要把那个眯眼病毒带到这里来。”

一名亚裔女子走进公园，一群妈妈大声告诉自己的孩子要离她远远的。

一名戴着口罩的亚裔中年女子在散步，一名女子大声要她离远点。

一名男子冲着一名等地铁的亚裔男子吐口水。

一名男子向一名去健身房的亚裔女子吐口水。

咖啡馆里，一名女子拒绝咖啡师递上的咖啡，因为她认为对方是中国人。当她身后的亚裔男子告诉她这个要求有多荒唐时，她咆哮道：“你是中国人吗？”他回击道，“我不是，你那个丑不啦叽的山寨手袋是。”

我从未想过“Chink”这个词会在2020年卷土重来。照理说，它应该像我在旧货店里看到的那些阴险的中国小人盐瓶一样被淘汰了。它仍然在互联网底食者群体中盛行，但我从20多岁起就再也没有听过有人用这个词针对我。然而，现在每当我读到有关反亚裔事件的报道时，总会见到这个词，也会从朋友们那里听说它被使用。我无法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人如此公开地、以如此不加掩饰的仇恨向我们抛出这样的诽谤。在过去，我习惯将反亚裔的种族主义大事化小，因为我很早就被灌输，针对亚裔的种族主义并不存在。每当我对种族问题提出质疑，他们都会告诉我这不是种族问题。每当我提到一个反亚裔事件时，总会有一个白人插话说，这是在转移人们对更重要问题的注意力（而且总是有更重要的问题）。我一直习惯性地认为，我作为二等公民的受压迫程度很低，因此不值一提，尽管我认识的每一个亚裔美国人都曾有过因种族身份而遭弱化、物化、羞辱、被付低薪、被解雇或降职的经历。

今年3月，在特朗普总统称新冠病毒是“中国病毒”之后，亚太政策与规划委员会(Asian Pacific Policy and Planning Council)表示，它参与维护的一个网站一周内就报告了650多起针对亚裔美国人的歧视事件。即使在看到这个数字之后，我仍然怀疑亚裔歧视是否会被认真对待。在Twitter上，小说家R·O·权(R.O. Kwon)在谈论歧视事件激增时，一位姻亲满腹狐疑地问道，“真有这种事吗？”歧视报告数必须增加到每周1000宗才够吗？2000？到底有多少，才足以让憎恨被人们看见？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新闻稿中把“冠状病毒”手写改成“中国病毒”

冠状病毒疫情以来出现的亚裔歧视并不是我所熟悉的那种。不是那种将我们视为隐形人或高效赛博人的类型。种族主义从未消失，而是在适应新形势，而古老的毒株又从美国历史的黑暗地窖中重新崛起。最近的种族主义抬头带着19世纪晚期排外主义的恶臭。1882年，政府通过了一项联邦法律，禁止华工进入美国，因为他们担心华工会抢走白人的工作。他们被描绘成一个“堕落的”种族，一种会玷污美国白人道德的传染病。如果黑人和美洲原住民是被系统地奴役、杀害和剥夺财产，那么中国人则是被完全排除在美国之外，这一移民禁令实质上是一种全球种族隔离。留在城市里的中国移民被隔离在肮脏的宿舍里。学者琼·B·特劳纳(Joan B. Trauner)写道，旧金山的华埠发出“令人作呕的臭气”，令白人退避三舍，卫生官员指责这块聚集地传播各种流行病。一位医生当时说：“中国人是白种人仇恨的焦点，他们要为所有的不幸负责。一场灾难性的地震，可能也要算在他们头上。”

反华运动的范围很广，也波及到人口密度较低的地区。在那些地方，中国移民不敢离开自己的家，因为他们会遭到攻击甚至是枪击。1885年，在如今华盛顿州的塔科马市，白人放火烧掉华人的商铺，恐吓华人社区。仇外情绪在一场骚乱中达到顶峰，一群白人暴徒将300名中国移民赶出自己的家园。“用棍棒和手枪，”历史学家贝斯·洛-威廉姆斯(Beth Lew-Williams)写道。

“我不敢出门不是因为感染了冠状病毒，而是不想成为仇恨犯罪的受害者，”我的亚裔朋友们半开玩笑地说。不管我们的祖籍是泰国、缅甸还是菲律宾。种族主义不分青红皂白、地毯式轰炸的各个团体之间只有一点相似之处。我们不是携带冠状病毒。我们就是冠状病毒本身。

3月26日，也就是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Andrew Cuomo)下令所有非必需的企业停业、所有人居家近一周后，我去超市时戴了口罩。我丈夫在打扫他的工作室时找到了一盒防尘口罩。那天的新闻大标题是，美国成了世界上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最多的国家，但大多数美国人仍没有戴口罩。我在Instagram上发了一张我戴口罩的照片。“祝我好运，祝我不成为仇恨犯罪的目标！”我在照片配发的文字中写道。我的恐惧仍感觉只是放在嘴上，好像我没有权利感到恐惧——好像我反应过度——所以我必须不把恐惧当回事儿。

但到了外面，我真的很害怕，就好像是在南布鲁克林的屋顶上有警卫通过他们狙击手的瞄准镜在观察我似的。突然变得如此显眼，真让人不舒服。作为一名东亚女性，我更习惯于被忽视和低估。我在我们街区的路上走着，在邦德街左转后，看见一名男子带着他的狗朝我走来，料想着他会让我看出他的恐惧，但他只是笑着绕我而过。

将日常生活种族主义化，与其说是把人变成仇恨的目标，不如说是对这种经历的预见。我会因为我是亚洲人而被欺负吗？他会因为我是亚洲人而拒绝我吗？他们会因为我是亚洲人而忽视我吗？但这种经历也会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发生。我13岁、我妹妹8岁的那年，有一次，我们正在走出洛杉矶的一家商场，一对白人夫妇走了进来。我以为他在为我们开门，所以我们赶紧跑了出去。“我不给中国佬开门！”他大喊道。那天晚上的时候，我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他看上去既愤怒又伤心。但他没有咒骂那个白人，而是要求我们应该每次都“让他们先走”。当我反驳父亲时，他说：“你不能相信他们。你不知道他们会怎么说。每次都让他们先走。”

我以前讲过这个故事。每讲一次，记忆犹新的感觉就会一点一点地退去，直到故事变成一个讲给那些只能从旁观者角度理解种族主义的人的陈年老调的轶事。顺便说一下，不信任并不导致不服从。我长大的过程中对白人的不信任表现为一种身体上的不安，我在白人面前不说话，或者“让他们先走”。这是一种生存本能，我把自己缩起来，这样似乎就不会有多少容易受欺负的表面积。我找到了我的城市和我的社区后，不再是这样。我放松了警惕。也许这种感觉一直都是我想象出来的。

一名十几岁的男孩从背后踢了一名59岁的亚洲男子。

一名男子手持普瑞来(Purell)消毒液，在街上驱赶一名老年亚洲女性。

一名女子在地铁上殴打一名年轻亚洲女子，可能导致了她的下巴脱臼。

医院里的那个缅甸裔美国男孩的照片公布了。他头上缝的线又宽又长，从后脑勺一直到眉毛下方。他没有正对镜头，而是把视线转向别处。

当一件与新冠病毒有关的种族主义事件发生在我身上时，肇事者并不是白人。和许多纽约人一样，我横穿马路时，差点撞上一个骑着自行车飞驰而过的拉美裔送货员。“中国泼妇！”他骑着车破口大骂。我没有满腔怒火，也没有彻骨之痛的受伤害感。我只是吃了一惊，然后感到有点悲伤。

在新冠病毒肆虐期间，在美国身为亚裔是一种非常孤独的感觉。你可能认为，在大流行病期间每个人都很孤独。但亚裔感到的是一种不同形式的隔离，是被关进模范少数族裔神话潜在恶果之牢笼的感觉，这种神话让人认为，只要你努力工作，不伸手要施舍，就能克服种族不平等。像杨安泽(Andrew Yang)这样的亚裔美国人对这种神话深信不疑。他在最近发表在《华盛顿邮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呼吁亚裔有更多的美国化表现：“站出来，帮助我们的邻居，捐献物资，出来投票，穿红白蓝三色的衣服。”9·11事件后，南亚裔的出租车司机把挂着一串美国国旗的带子绑在他们的车上，但这对遏制恐伊斯兰症毫无帮助。“二战期间，日裔美国人自愿服兵役，以证明他们是美国人，”杨安泽写道。的确有日裔美国士兵入伍，他们帮助解救了达豪集中营(Dachau)的3万多名幸存者，但他们在海外的英勇行为并没有把自己的一些家人从这个国家的拘禁营中解救出来。

美国民主党总统华裔候选人杨安泽(Andrew Yang)指出，美国精神的精髓应该是包容和公平

亚裔美国人过的一直是一种有条件的存在，只要我们是努力工作的老好人，帮助我们的邻居时做得彬彬有礼，内化我们遇到的任何种族歧视，每次都让他们先走，我们的归属感就会得到保证。模范少数族裔神话是一个谎言，它掩盖了亚裔美国人忍受的结构性的、经济上的种族主义，掩盖了我们的家庭在长时间的西方殖民主义、战争和侵略中经历的影响了几代人的创伤。我讨厌谈论模范少数族裔的神话，因为这就像是陷入一种不断重复的循环。驳斥了这个神话之后，我又被拉回来反驳它。但当新冠病毒大流行发生时，我意识到这个神话不仅在白人的心中多么根深蒂固，在有色人种当中也是如此。

新冠病毒至少消除了东亚人和白人差不多的幻想。自从美国的第一例病例确诊以来，我一直把新冠病毒想象成一道耀眼的紫色光芒，穿透了我们这个白人至上主义世界的裂缝。我们中的一些人以前从未注意到这些裂缝，但它们现在是我们能看到的唯一东西。纽约市的非洲裔和拉美裔美国人的死亡率比任何其他族裔都高，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获得医疗保健的机会，也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必不可少的劳动者，不能呆在家里。但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将少数族裔分割开来。白人至上主义确保，一旦将施加于某个少数族群的迫害压力哪怕只是解除一点点，这个族群就会出于一种解脱感和一种错位的愤怒去攻击新的目标族群，少数族群的愤怒永远不会触及真正的敌人，更不用说将其推翻了。

自从美国人被命令呆在家里后，这种仇恨并没有减少。亚太政策和计划委员会表示，其征集报告的网站每天仍收到大约80起事件的报告，自3月19日以来，已经发生了1600起这类事件。自“居家令”颁布以来，在超市等必不可少行业工作的亚裔工薪阶层不仅面临着更高的感染风险，还面临着针对亚裔的骚扰冲击。代表华埠和曼哈顿下城其他选区的纽约州议会议员牛毓琳(Yuh-Line Niou)说，她的一个亚裔美国人朋友给一名客户送餐时，客户冲着这个朋友的眼睛吐口水。牛毓琳的另一名当护士的朋友，被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的病人骂为“肮脏的中国佬”。“这些人不会报告他们的经历，”牛毓琳说。“他们害怕失去工作。”

监控视频显示一名美国亚裔妇女在家门口仍垃圾时被人从背后泼硫酸

4月5日，一名行凶者在布鲁克林向一名39岁的亚裔女子泼了据信是腐蚀性的液体，严重灼伤了她的头部、颈部和背部，当时该女子正在倒垃圾。这让我异常愤怒。也让我害怕。除了担心感染病毒、担心失业或担心亲人死亡外，我们现在还得担心有人朝我们泼硫酸吗？这种事情到处都在发生。在离家太近的地方发生。在家里发生。一家亚裔美国人回到了他们在明尼苏达州的家后，发现门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我们在盯着你们。把那个中国病毒带回中国去。我们不想让你们把你们的病传染给我们。”下面的签名是：“你们的友好邻里”。